总的来说，中央法规中的共同富裕更多存在于一些国家决策中，但是很多法律或者国家决策的做出，已经在很多地方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践。
他明确提出，他写此论文是为了帮助解决日常实际的法律问题，他要探讨的是最具实践价值的问题。在该案中，法官利用权利分析理论将财产权的权属状态分解为了四种，并据此提出，缺少其中一种或几种权属状态并不影响财产权的存在。
(21)United States v.Cuong Gia Le案涉及对美国法典中的28 U.S.C.§2255(f)(3)条款的解释。(42)这即是说，卖方相对于第二转购方处于无能力的法律地位，无权收回已经属于转购方的利益。根据《反欺诈政府法》的规定，举报人若胜诉，便有权获得包括法定律师费在内的相关费用。然而，在该案判决中，多数意见否定了资产管理公司的诉求。3.澄清被盗财产的权利状态 People v.Walker案是一起关于入室盗窃罪的案件。
因为法律关系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形成的，所以准确界定法律地位对破解复杂法律关系难题至关重要。毋庸置疑，权利分析理论的根本在于法律概念分析，然而，固然概念分析以描述为重点，对于将复杂问题描述清楚对提出解决方案是否有用这一问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给出否定答案。第六，《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网络虚假信息治理的决定》、《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浙江省标准化条例》也提到了共同富裕，这三个文件中对共同富裕的提及，并没有太多的所指，如《浙江省标准化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标准化工作，促进自主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推动共同富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刘培林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24]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认同之价值濡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解读宪法的角度发掘出这一价值濡化的制度载体，参见丁轶：《论国家认同的价值濡化：一个宪法功能视角》，《地方立法研究》2022年第2期。[3]也有学者从组织史的角度分析近些年来党领导立法的实践。参见何锦前：《共同富裕导向下税法收入分配规制》，《地方立法研究》2022年第2期。
这一立场也在地方法规中被延续，如前文所述的《江苏省促进就业条例》就将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核心立法宗旨。[13]对这些裁判文书逐个研读后发现，大部分裁判文书中的共同富裕与此番官方所宣扬的共同富裕问题无关。
[11] See Katharina Pistor, The Code of Capital: How the Law Creates Wealth and In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笔者发现刘星教授在十几年前的一部文集以有产阶级的法律为名，其中对美国法律阶级本质的揭露非常的马克思主义，参见刘星：《有产阶级的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另一方面，立法在吸纳共同富裕的政策话语时，不是毫无选择的简单复制，而是经过了法律语言的加工和再创造。《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总则第1条规定，为了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推进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限于篇幅，本文仅仅以劳动者权益保护议题中的共同富裕立法进行说明。
[29] 参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人民日报》2021年8月18日，第1版。在这些裁判文书中，只有少量几份裁判文书中的共同富裕论述与本文关注的主题直接相关。另外，有些地方性法规标题中没有乡村，但也是涉及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发展的，如2021年修订的《宁波市志愿服务条例》规定，鼓励和支持城区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团队赴乡村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志愿服务融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只有在个别裁判文书中，法院说理会援引共同富裕，如某法院在论证财政扶贫资金之使用时提到，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全国上下开始了一场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6次提及共同富裕，在明确了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之后指出，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45]法律本身就是一种预设，以抹平或者说忘却人的实质差异为基本预设，因为法律是一种统一的规则，不能因为人的身份或者社会状况的不同而施加不同的对待，现实世界是非常多元的，不可能设置一种能够应对所有区别的规则体系，[46]但是这种形式平等自然会带来结果上的不平等。
在很多支持工人权益的研究者那里，劳工权益也是最为重要的分析立场。从理论上来说，保障劳动者的各项权利是实现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手段，有学者指出，以劳动者为本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项核心内涵，推进共同富裕必须以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为制度变革的基本立场，[39]尊重劳动、劳动者权益保护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切入点。
[46] 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将法律作为一种由下而上、从具体到抽象、从多元到统一的上升运动，参见邵六益：《社科法学的知识反思——以研究方法为核心》，《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4] 参见赵一单：《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演变》，《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6期。参见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无论是在国务院的通知，还是地方性法律的规定中，都将促进就业作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心。第一，大量地方性法规涉及乡村振兴主题，占据了22篇立法的一半。[37] 参见焦开山：《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这些立法材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包括中央和地方法规，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律、地方政府规章等等。第四，在区域协调发展的6篇立法中，涉及交通扶贫、对革命老区的重点扶持等等。
在这份立法文件中，共同富裕是一种全方位的要求，只不过这份立法文件的效力对象是国家机构，更多指向党和国家机构之间的行为，其共同富裕表述对个人没有直接的约束力。[42]当然，美国的贫富分化更为严重，过去人们常常将美国梦描述为，任何一个美国人，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活动中产以上的生活。
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保护也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更直接体现在《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对残疾人的保障之中。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2021）豫1625民初5762号民事判决书。
法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司法过程中法律原则仅仅在穷尽法律规则的时候才能适用。法律文本中共同富裕的含义和效力被重新界定，由此在政策与法律之间维持了一种政法互动，这种互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政策的重心在前者，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造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培育了广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四川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总则第4条规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促进共同富裕，遵循以下原则……这些论述与国家的《乡村振兴法》第4条的规定相比，除了浙江使用的是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专有术语外，河南、四川的条例都是将共同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注释】 [1] 刘忠教授的相关研究值得关注，如刘忠：《政法委的构成与运作》，《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16]某些判决书中提及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17]还有的判决书因为国家文件而提及共同富裕，如有法院援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国办发[2015]79号）中的共同富裕。
[1]相较之下，立法涉及对不特定人的权利的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决断、而不仅仅是中立的技艺理性，是将党的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的重要过程，因此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和政治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太多的学术争议，就像有学者在劳动法领域中发现的那样，法律的尽头是政策。第五，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
[2]笔者曾经以人大立法为例，从政治哲学中的代表理论、同质性命题切入，分析党为何要加强对立法工作的领导。[9] 参见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法律科学》2021年第6期。
为什么有这种差异？具体立法在劳动问题上的有选择性规定，就体现了立法对政策的筛选和重新界定。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1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中对共同富裕的提及，围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法律援助法、社会救助法等。图1：共同富裕的百度搜索指数（2017.10.18至今） 中央对共同富裕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8] 参见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26页。
如在《国务院关于财政交通运输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领域投入，特别是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标准，以推动共同富裕。为什么本文要从立法而非司法的角度关注共同富裕问题？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在立法未作出规定之前，司法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实施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一点可以从现有裁判文书对共同富裕的援引和适用中看出来。
[6] 黄文艺教授将政法互动作为政法体制的重要内容，参见黄文艺、邱滨泽：《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中外法学》2022年第1期。[44] 参见[美]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庄逸抒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总则第4条规定，促进乡村振兴应当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采取措施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37]在民族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某些单行条例中纳入共同富裕，其实是为了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关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经济基础。
